他在邊地待了十年，太清楚中原百姓到了草原會遇到什么難處——這些經驗，比單純打仗更有用。

這些名字，此刻或在地方任上，或在軍中歷練，都還未走到歷史上的風口浪尖，卻因通政使司的宣傳、因嶺北拓荒的號召，提前將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

不管是儒生還是武將，都看出了嶺北的重要性。

這可不是一時興起的邊地經營，而是朝廷實打實推行的國策，分量絲毫不輸于正在籌備的水師海貿。

儒生們盯著嶺北的學堂、禮法、律令與綱紀，知道在這里立下的文脈根基，能抵得過十萬雄師——就像當年董仲舒在西域推儒學，看似無形，卻能讓蠻夷從心里認大明為正統。

武將們則盯著商路、烽燧，清楚守住這條橫跨草原的通道，既能讓鐵騎隨時震懾各部，又能讓軍餉從榷場稅銀里出，不用再靠關內轉運，這實惠比打十場勝仗還實在。

水師貿易能賺海外的銀子，嶺北商路能穩草原的人心；海船能載瓷器絲綢去異域，草原的戰馬牛羊卻能直接充實大明的武備與糧倉。

一個向海，一個向陸，都是朝廷要攥在手里的命脈。

現在通政使司把調子定得這么高，太子和胖殿下親自盯著，傻子都知道，去嶺北不是臨時差事，是能寫進史書的正經功業——做得好，將來論功行賞，絕不會比跟著水師下西洋的功臣差。

所以儒生們帶著經書搶著去辦學，武將們攥著刀搶著去守燧，都是奔著這國策里藏著的機會來的，誰都不想落在后面。

他們的奏疏堆在朱高熾的案頭，字里行間都是“愿效張騫”、“敢比班超”的豪情。

“皇爺爺您看，”朱高熾把這些奏疏送到老朱面前，“民心、人才，都齊了。”

老朱翻著奏疏，看到暴昭、鐵鉉的名字時，想起他們在地方的剛直名聲，點頭道：“讓這些酸儒去教化蠻夷，正好磨磨他們的書生氣。”

看到李遠、薛祿等人的請戰書，更是拍了桌子：“都是打過蒙古人的好手！派去嶺北，朕放心！”

太子標在一旁補充：“暴昭去辦學堂，需配些活字印刷的匠人；鐵鉉掌刑律，得從刑部調幾個熟律法的吏員；徐忠屯田，河南的好種子得多帶些。”

“就按標兒說的辦！”老朱當即下旨，命吏部、兵部、戶部協同，給這些赴嶺北的官員、將領配齊人手、物資，按批次由軍車護送北上。

消息傳開，天下震動。

江南的茶商開始打包茶葉，準備跟著第一批商隊出發；山西的鐵匠帶著工具，要去嶺北開鐵鋪；甚至連浙江的造船匠都上書，說要去克魯倫河造適合草原水運的小船。

朱高熾站在奉天殿的臺階上，望著南方駛來的漕船，忽然覺得，洪武二十一年的春天，比往年來得更有力量。

這些奔赴嶺北的人，帶著經書、農具、刀劍，帶著“要做張騫、班超”的志向，正在把“嶺北”這兩個字，從地圖上的朱筆標記，變成活生生的家園。

正如練子寧在給友人的信中寫的：“昔年張騫走西域，何等艱辛？今日我大明有鐵騎護路，有朝廷撐腰，去嶺北，正是時候！”

這封信被通政使司抄錄，貼在南京城門口，引得更多人駐足、心動、收拾行囊。

嶺北的風，似乎已經吹到了江南；而江南的人，正順著這股風，走向草原。

一個屬于他們的、屬于大明的新時代，正在這些腳步中，緩緩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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