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哥兒，還記得我說過，大明不是世界中心嗎？”

朱高熾笑呵呵地開口道。

這是當初他為了開海解禁，所以告訴老朱與太子標的，最好的證據就是蒙古西征軍的史實。

當時朱高熾打破了老朱等人的“中式宗主觀”，還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朱雄英點了點頭，這件事情他當然記得，皇爺爺都因此被嚇得連夜翻查資料來著，唯恐那大蒙古帝國再殺回來。

“那好，今兒個咱們講講‘海權思想’！”

“中式宗主觀”這種思想下，造成的最嚴重后果，就是華夏子民一直缺乏海權觀念，缺乏對海洋戰略價值的重視，是典型的大陸性地緣政治觀。

自周朝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中原王朝便將目光牢牢鎖定在廣袤的陸地疆域，視四海八荒為拱衛中央的藩籬。

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義利觀，更將海洋貿易貶為“末技”，商人地位長期居于四民之末。

即便春秋時期吳越水師已能跨海作戰，秦漢艦隊可遠征朝鮮，唐宋海商足跡遍布南洋，這些開拓之舉始終被視作陸地統治的延伸，而非獨立的戰略體系。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本質上仍是宣揚國威的“朝貢貿易”，重賞賜而輕獲利，求臣服而棄經營。

當“天朝上國”的優越感與儒家“華夷之辨”結合，海洋便淪為彰顯宗主地位的秀場，而非需要深耕的戰略空間。

明清兩代厲行海禁，將沿海居民內遷，焚毀海圖、拆解巨艦，把本可掌控的貿易航線、資源富礦拱手讓人。

這種將海洋視為“化外之地”的認知，使得中國錯失大航海時代的機遇，在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劃分勢力范圍時，仍困守大陸思維的桎梏，最終在近代海防危機中付出慘痛代價。

而三寶太監鄭和，是第一個具備對海洋的戰略眼光之人。

他站在寶船的雕花木舵前，將星辰大海納入大明的經緯版圖，率領的艦隊由二百余艘寶船、馬船、糧船組成，如同移動的海上城邦，載著兩萬七千余名同袍，沖破傳統認知的邊界。

他們沿著季風軌跡，深入前人未曾踏足的海域——穿越馬六甲的激流險灘，繞過非洲好望角的驚濤駭浪，在南太平洋的珊瑚礁群中開辟航道，于南大西洋的迷霧里探尋新陸。

這支艦隊不僅是貿易使團，更是戰略開拓者。

鄭和在錫蘭山立碑宣示主權，在滿剌加建立官廠作為貿易中轉站，將大明的影響力輻射至三十余國，他們繪制的《鄭和航海圖》，標注了530多個地點、2條遠洋航線，記錄了牽星過洋的導航秘術，這些珍貴的資料，成為人類航海史上的璀璨明珠。

當歐洲航海家尚未駛出地中海時，鄭和的船隊早已用羅盤與星象，丈量出東方海洋文明的巔峰，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時代先驅，以勇氣和智慧在歷史長卷上，鐫刻下永不褪色的海洋傳奇。

可惜，現在還是洪武朝，算算時間鄭和應該剛剛被閹掉，就是不知道有沒有送進宮。

“海權？”朱雄英臉上閃過一絲茫然，“這又是什么新鮮東西？高熾你接著說，我想聽。”

這個詞匯在大明而，顯得極其陌生。

“其實也不新鮮，原本我華夏不是缺乏航海傳統的國家，至遲在春秋時代就有了海上運輸和海軍，可惜因為“中土宗主國”觀念的影響，再加上儒家搞出的那一系列思想論，直接就粉碎了海權思想誕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