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被害人母親蘇沫女士，被害人同學孫浩，曾先后多次通過電話、當面溝通的方式，向帝都第十七中學李民所在班級班主任及相關領導反映情況，請求校方介入干預。然而……”

他抬起頭，視線掃過旁聽席，仿佛在尋找著什么。

“帝都第十七中學作為教書育人的法定機構，在明知校園霸凌行為已經發生，且后果可能極其嚴重的情況下，并未履行其應盡的教育、管理和保護職責。”

“校方采取了漠視、拖延、推諉的態度，將嚴重的暴力行為定性為‘同學間的玩笑’，未對施暴學生進行任何有效懲戒，也未對被害學生提供任何必要保護。”

這句話，像一顆炸雷，在法庭里轟然炸響。

被告家屬席上，有人失聲喊道：“這跟學校有什么關系！憑什么扯上學校！”

“肅靜！”審判長法槌重重敲下，“旁聽人員再有喧嘩，立刻逐出法庭！”

王啟年不為所動，繼續宣讀。

“正是由于校方的嚴重失職與不作為，為被告人的持續施暴提供了溫床，縱容了其惡性行為的不斷升級，最終導致了被害人李民不堪受辱、最終被四人活埋身亡的悲劇性后果！”

“綜上，被告人黃偉等四人的行為，已觸犯《龍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公訴機關認為，帝都第十七中學在本案中存在重大過錯，對被害人的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民事連帶責任，提請法庭予以認定，并建議有關紀檢監察部門，對校方相關責任人，展開瀆職調查！”

話音落下，王啟年合上起訴書。

“宣讀完畢。”

他轉身，坐回自已的位置。

整個法庭死一般的寂靜。

這份起訴書，不僅要將四個少年釘死在被告席上，更要將一所名校，拉下神壇，放在陽光下炙烤。

這是審判，也是宣戰。

審判長看向面無人色的四名被告。

“被告人，對于公訴機關的指控，你們是否認罪？”

黃偉猛地抬起頭，他沒有看審判長，而是死死地盯著王啟年，眼神里的怨毒幾乎要溢出來。

他的嘴唇動了動。

張遠卻先一步站了起來，搶在他開口之前。

“審判長，辯護人請求在被告人回答前，就起訴書內容發表辯護意見。”

“審判長，辯護人認為，起訴書中的部分指控，與事實嚴重不符。”

張遠的聲音清晰、冷靜，帶著職業律師特有的穩定感。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絲眼鏡。

“首先，關于‘故意殺人罪’的定性。辯護人認為，這是極為不妥的。”

“被告人黃偉等人，均為未成年人。他們與被害人李民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青春期少年之間不成熟的、過火的玩笑和肢體沖突，缺乏明確的、以剝奪他人生命為目的的主觀故意。”

“起訴書中所描述的所謂‘長期霸凌’，在辯護人看來，是一系列孤立的、偶發的、缺乏邏輯關聯的事件。將其串聯起來，并上升到‘故意殺人’的高度，是對法律的濫用，也是對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的不公。”

法庭里，被告席后方的家屬們，眼中重新亮起光，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火炬。

張遠沒有停頓，繼續他的表演。

“其次，關于帝都第十七中學的所謂‘連帶責任’。辯護人認為，公訴方的指控，更是無稽之談。”

“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不是全天候的托兒所。校方在接到家長反映后，也對相關學生進行了批評教育。難道要讓學校為每一個學生之間的課后摩擦都承擔無限責任嗎？這不僅不合理，更是對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是在將社會矛盾轉嫁給教育機構。”

他的每一句話，都像經過精心打磨的手術刀，試圖將黃偉等人的行為與“殺人”的后果精準切割，將學校的責任與李民的死亡徹底剝離。

他將一切歸結為“意外”、“玩笑”和“少年沖動”。

王啟年靠在椅背上，閉著眼，手指在扶手上輕輕敲擊，仿佛已經睡著。

林默則微微側著頭，他覺得張遠的這番辯詞，就像是一篇提前寫好、反復背誦過的標準答案。

空洞，且充滿了傲慢的狡辯。

這套說辭，用來糊弄不明真相的公眾或許有效，但在事實和證據面前，不堪一擊。

混淆視聽的意圖，太明顯了。

“辯護人的意見，法庭已記錄在案。”審判長的聲音打斷了張遠的陳述，“現在，公訴方可以對被告人進行發問。”

林默站了起來。

他沒有走向公訴席中央，只是站在自已的位置上，目光越過長桌，平靜地落在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