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鵬本人對各種民歌尤其喜愛。因為從小接觸的老師的關系，他具有較為強烈的人文主義思想，認為詩是從人類靈魂中涌現而出的精華，而民歌則是最為自然的精神產物。他曾經也創作過一些詩歌，并投稿到各個雜志，在文壇上也擁有一些粉絲。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對黎鵬喜愛有加的。不少文化界人士就對黎鵬寫的詩歌大家抨擊，認為其既不是律詩絕句，也不是傳統詞曲，所謂的“新詩”完全就是狗屁！有些人甚至狂，如果那種東西也叫詩的話，那簡直是玷污了詩的神圣性。

這些人的勢力很龐大，支持者也眾多，黎鵬有些招架不住，因此便打著體驗生活的接口，帶著幾個好友來到了這查科草原避避風頭。不過即便到了這里，黎鵬依然不打算認輸，這不，路上他就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打算寄給《民生》雜志的副刊，讓他們幫忙刊登。在這篇文章中，黎鵬極力批判了很多人寫文章囿于中國傳統，自我設置了太多條條框框，導致寫出來的東西“呆板無趣”、“價值不高”。黎鵬認為，他們需要打破文學中的舊形式以適應自由表達感情的需要。他更是明，中華傳統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是人們寶貴的精神食糧和創作源泉，但如果你不能在這些基礎上進行突破，并走出一條新的路子的話，那么你的創作生涯就只是在不斷重復，毫無意義。東岸文學的母體是中國古代文學，但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等號，東岸文學應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應該“精神獨立”，應該展開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如此東岸文學才可以獲得提升，獲得“重生”。

黎鵬手頭有一篇寫了一半的，名字叫《我這樣的人》，以一名俄羅斯裔轉正非國民勞務工鮑里斯為第一視角，講述了他來到東岸后二十多年的人生變遷。小人物的命運與東岸高速發展的大背景相契合，間接穿插了大量鮑里斯親族在俄羅斯的生活對比，表達了反封建、反專制和反宗教的時代意義。

這篇，毫無疑問非常符合黎鵬一直以來提倡的“東岸文學應該從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去尋找靈感，而不是盲目模仿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的宗旨。正所謂要建立民族文學，就必須對本民族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礎上再去尋找相應的文化形式和內容，而民間俗文學和民歌則是培養民族感情的好手段。

因此，黎鵬等人這次長途旅行采風，對各種民間文學——不論什么形式，粗俗或高雅，當然后者是不可能的——以及民歌的采集非常熱衷。他甚至準備回去后就整理校對，爭取這幾年就出版一本《民歌集》，東岸本地的、外國的、甚至就連印第安人的都可以，全部收集出版，讓大家開開眼。黎鵬寄希望以此來擺脫文學界狹窄沉悶的創作氣氛，給東岸民族文學帶來清新的空氣和養料，并加速其成型。

應該說，東岸政府對黎鵬這種人應該是持支持態度的，因為其本人具有很強烈的東岸主義思想，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毋庸置疑。而且他一直以來鼓吹的東西，也正是政府所提倡的方向，因此雙方之間的共同點其實非常多。只不過呢，黎鵬這人也經常寫一些諷刺政府的，讓不少人很是難堪，因此本該有的褒獎要么消失于無形，要么大大降低了等級，實在很是遺憾。好在黎鵬對這些也不是很看重，他更關心的是東岸自己的文學何時能浴火重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此美景，要是能夠譜上一曲，寫上一首詩，就再好不過了。”看著窗外的景色，黎鵬突然間感慨道。與文學一樣，黎某人對東岸音樂也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堅持認為，中國傳統音樂中的許多（不是全部）與文學作品一樣，過于斯文高雅、晦澀難明，這是封建統治階級處于對舊秩序、舊制度的鞏固而導致的。但東岸如今出現了許多新的階級，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這都是新興階級，他們也有對音樂的追求，即聽眾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傳統的士大夫和貴族。因此，創作一種清晰、簡潔的全新音樂，也就成了必然之事。而這，似乎就是東岸本土音樂誕生的土壤，非常值得音樂家們去創作、去挖掘。

只可惜，目前東岸的音樂家們至多只是對傳統古典音樂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使其更適合東岸的社會發展情況，但機械照搬古代音樂形式的人仍然很多，這些人都是黎鵬非常鄙視的。他也學過音樂，但天賦不是很出色，沒有什么出彩的作品，因此他是真的非常希望有人能在音樂領域扛起創新的大旗，發展出獨屬于東岸的音樂形式和作品。特別是如今東岸有很多古代不具備的樂器，這更是讓人突破舊束縛、舊窠臼的利器，如果再不能在這上面有所突破的話，那可真的是有問題了，值得所有人深思——文學和藝術表現形式千百年來沒有大的變化，這無論怎樣粉飾，都是很可怕的，因為這意味著文化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創新的能力。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獨屬于東岸民族的藝術，目前看來還僅僅只是有了個萌芽，何時才能夠長成參天大樹呢？”感慨了一番后，黎鵬又嘆了口氣，想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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