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是什么原因呢？你思考過沒有？”高文剛繼續問道。

“首先，這可能和人們的生育思想有關。”小王秘書蹙著眉頭，思索著說道：“與工人們相比，社會上層、中產階級更傾向于晚生、少生。他們人際交往、社會活動較多，生活充實，另外也不愿意耗費自己的時間與精力來撫育后代，更喜歡享樂。而在礦業與重工業城市中，這個又不一樣了！這些產業每一次產能擴張，所招募的工人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農村，他們將農村早生、多生的風氣帶入城市，同時生活也較為單一，對于生育更多的后代并不抵觸，因為他們本就沒有太多自己的時間。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青島縣和平安縣，非常明顯。”

“其次，在第三產業主導的城市，家政服務、商業貿易、金融咨詢、交通運輸等行業可以為婦女們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由于這些城市的婦女就業率高，為了能夠在激烈的職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她們不得不選擇晚婚，同時也減少了所生的孩子數量。”小王秘書繼續說道：“再次，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尤其是個人財產的多寡、個體收入的多少，也影響了生育率。根據統計局的數字，礦業、重工業、金屬加工業、化學業的職工年平均收入超過了100元，紡織業僅有60元，處于兩者之中的是服裝業，但也僅有80元左右。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各個城市的主導職業結構、社會分層與收入結構相差甚遠，尤其在以服務業主導的城市中，家政服務的收入水平較低，幾乎不可能早婚早育。相比之下，礦業城市與制造業城市的職工，尤其是熟練技工的收入水平較高，大部分人選擇早婚早育。”

“這一點也是有數據支撐的。”小王秘書說道：“從民政部的數據來看，礦業與制造業城市的適齡青年結婚率最高，大學與休閑城市最低。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其適齡青年的結婚率明顯低于工業城市，綜合性城市居于兩者之間，大概是平均水平吧。”

“你這個觀點有些意思。那么該怎么解釋不同類型城市適齡青年結婚率不同的原因呢？”高文剛問道，他愈發覺得這個新秘書有點意思了，各種數據信手拈來，看來是做了很多功課，值得培養。

“職業結構、收入結構以及結婚時間。”王秘書說道：“前兩者很好理解，我就不在高部長您面前賣弄了，我就說說第三點。根據16801690年的統計數據，全東岸各種職業男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采礦業22.6歲、制造業23歲、紡織業25歲、建筑業23.6歲、行政官員及企業管理人員28.4歲；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無職業者20.3歲、女傭20.4歲、教師24歲、工人24.9歲。從這里可以看出，對于男性而，在工業領域的從業人員結婚年齡較小，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結婚相對較晚；對于女性而，無職業者和女傭結婚較早，教師、工人等有固定職業者結婚年齡較大。受就業機構與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礦業、制造業城市適齡青年結婚率明顯高于其他類型城市，大學與休閑城市適齡青年結婚率則低得慘不忍睹。”

“唔，分析得很透徹、很用心了。”高文剛給秘書端了一杯咖啡，贊許地說道：“所以你認為咱們國家在給拉普拉塔的未來城市進行規劃時，應該重點考慮制造業城市？而不是其他的第三產業城市？”

“謝謝高部長，謝謝，我來吧。”王秘書受寵若驚地接過了高文剛遞過來的咖啡杯，然后斟酌著說道：“其實，我的意思是咱們國家未來應該考慮到人口出生率的因素，盡可能多地以工業和制造業為主，盡一切可能壓縮第三產業的比例。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收入水平較高，眼界寬廣，因此比較自私、喜歡享樂，對生育更多的后代比較抵觸，他們根本不愿意以減少自己的社交、玩樂時間以及生活質量為代價撫育后代。與之相比，工業領域的從業人員結婚早、生育多，各方面都非常不錯。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設立更多的工業城市，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弄進這些城市來，保障生產的同時，也維持一個過得去的生育水平。部長，我這全是未雨綢繆，相信上頭在規劃時其實也考慮過這點了。咱們國家的總體生育率目前來看當然還不錯，但那時因為有一個極為龐大的農村群體存在著。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生育率肯定是最高的，但咱們國家不能不發展啊，要發展必然就要工業化。我只希望在這個工業化的過程中，咱們國家的生育率不至于掉得太厲害，第三產業必須加以限制，咱們是工業立國，那就要向工業大幅度傾斜。我們不能總是指望靠輸入外來移民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現實，也會造成不少的社會問題，不能不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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