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他吹雖然吹，但也不是完全無的放矢。事實上，寧波商業能發展到如今這么一個驚人的規模，金融界在經濟運行及進出口貿易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卻也是人所共知的。而這個金融界的構成，除了新式銀行（即西北墾殖銀行、臺灣銀行）之外，民間私人經營的各種名目的諸如錢莊、票號、錢鋪、銀爐房、公估局、典當行之類的金融機構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雖然沒有準確數字，但大家一致認為其總的營業額是超過政府開辦的新式銀行的。
在這些民間金融機構中，寧波本地商人開辦的固然強勢無比，但外來商人（主要是清國商人）開辦的卻也不容小覷。以徽州幫商人開辦的信義錢莊為例，徽州乃至皖南地區的茶葉從采摘、加工，然后運輸到寧波銷售，信義錢莊全程提供一條龍的金融服務，這大大刺激了徽州地區茶葉生產，每年出口寧波的數量都在穩定增加，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這些徽州幫商人的金融服務已經慢慢滲透到寧紹地區了，尤其是在新占領不太久的余姚、上虞、嵊縣，徽州幫商人重點經營，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林員外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來到余姚縣城開當鋪的，在鄞縣、定海、奉化、慈溪等原寧波府轄區內，他們與寧波本地商人競爭時劣勢太大，還不如另辟蹊徑，先在上虞、余姚、嵊縣等地打開局面，然后再想辦法在寧波等地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金融之于現代工商業，就像血庫一樣，意義非同尋常。余姚的絲綢紡織、茶葉產銷等行當，十之八九仰賴錢莊、銀行，可謂是關鍵中的關鍵。林員外，我聽說過你，你們一家子都已經入籍東岸了，對吧？這很好，以后安生在寧紹發展吧，如果老家還有什么親戚朋友的話，都可以叫來嘛。”楊王志遠笑嘻嘻地說道。
他知道林員外是信義錢莊的股東之一，而這家錢莊在徽州地區就很有名，“設小錢莊于各地，皖南官款，多半經其手”。這樣的人，若是能夠拉過來的話，那么絕對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就像之前已經入籍東岸的一些清國商人一樣。
當然有愿意入籍東岸的清國商人，自然也有不愿意的。有些人在寧波經營數年之后，依然還保留著原本的身份，并且還如饑似渴地搜集東岸的各類知識、書籍，想方設法傳回老家。這些人，在客觀上起到了宣傳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的作用，具有進步的屬性，給有些暮氣沉沉的清國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這些來自外界的新事物，尤被那些新崛起的漢族文武官員所重視，因為他們特別想知道為何屢屢敗于東岸之手。滿清朝廷對此雖然有些不滿，但在四處受敵的情況下，不得不越來越倚重漢族官員，故對這些新思想也不好明令禁絕，只能有選擇地接收了。即利于其統治或增強國力的就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鼓吹共和思想、新政治體制的自然一概禁絕，當然有關滿清黑歷史的東西就更不能放進來了。
總而之，在經歷了這么多年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尤其是在與東岸議和，雙方全面開放貿易和邊界之后——清國與幾十年前已然大不一樣！其變化幅度雖然不如順國那么激烈，但也頗為可觀。與他們相比，如今中國大陸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勢力，反倒是南明朝廷了，說起來也挺有意思的。
“楊王處長說得是。前次小老兒已經書信家中，令子侄輩十余人前來余姚。這些多是從事典當、筆墨和茶葉行業多年的老手，經驗豐富，必將能為寧波的工商業添磚加瓦。”林員外笑呵呵地回答道：“大東岸為咱們商人創造了自古以來未有的良好經商環境，大家都是十分珍惜的，也都想來寧紹發展，都不用楊王處長催的，自己就跑來了，呵呵。”
楊王林聽后點了點頭，笑而不語。他當然知道林員外這話多有不實，徽州幫商人入籍東岸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入籍的卻也不是少數，他曾經就聽說過某位“心懷桑梓”，回老家上書滿清朝廷，請求開設銀元局、銅元局，用機器鑄幣，革新幣制，并且為朝廷所采納了。蓋因此時的清國境內，因為種種原因，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五花八門，極其混亂，其中既有東岸的銀元、銅幣，也有本來的銀兩（但大小不一，全靠稱重，成色也很復雜），民間私鑄的錢幣及外洋貿易而來的歐陸諸國銀幣更是所在多有，極大地影響了商業發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東岸人機器鑄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統一的貨幣后，這位商人建議從東岸人那里采買水力沖壓造幣機，疏浚市場幣制：初步計劃是鑄造大銀元（重七錢二分）、兩開銀元（重三錢六分）、五開銀元（重一錢四分四厘）、十開銀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銀幣。此外，銅元局還將用機器鑄造當十銅元、當二銅錢，用來暢通全國，甚至還打算聯合諸多錢莊、票號（尤其山西那一票實力雄厚的）發行以一千文銅錢為單位的制錢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進商業發展。
毫無疑問，以上這些舉措都是能極大提高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這不光是鑄幣稅的收入，同時還有幣制統一后全國工商業大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紅利，且后者的紅利幾倍于前者。這些商人集團選擇了家鄉，選擇同滿清政府合作，說起來還是令楊王林挺不爽的，不過卻也沒太介意。東岸人講究來去隨便，自由貿易，自然不會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樣，寧波的商人集團開始越來越深地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滿清的商人集團在見識到海外的諸多新事物后，也開始間接地通過漢族官員上書朝廷影響國家政策。而隨著外來新思想的不斷吹風洗禮，商人集團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漢族官員話語權的加大，這種影響肯定會越來越深，至于最后量變會不會引起質變，那就要看后面的走向了，這是誰都無法說得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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