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與丹東縣相比，寬甸縣的墾荒工作就進行得要差不少了，不但墾荒面積小，糧食產量也相當有限，遠遠不足以養活當地的數萬民眾。這其中的緣故，一是當地本就不如丹東縣基礎好，開發程度低、生地多等等；另外鴨綠江對岸的朝鮮郡縣也確實不怎么富裕，連帶著對寬甸縣墾荒的支持力度嚴重不足，這些無疑都極大影響到了當地的墾荒大業，最終導致了兩縣農業產出的巨大差異。

不過，這兩地的墾荒行動雖然波折不少，進度也不盡如人意，人員和物資的損失更是令人肉痛，但總體來說還在登萊開拓隊高層的忍耐范圍之內，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勝利了。畢竟，東岸人組織了數萬災民在鴨綠江右岸折騰了這么久，韃子急得直跳腳，卻也沒任何辦法。

其實，廖得功早些時候還擔心滿清朝廷孤注一擲，學當年黃臺吉征服朝鮮，囤積糧草、揀選精銳，從遼西一路推到遼東，將東岸人設立的寬甸、丹東、九連城等據點拔除。只可惜，看來滿清朝廷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這會秉政的鰲拜的氣魄，比起當年黃臺吉時期氣吞萬里如虎的四大貝勒，差得不是一點半點，竟然連和東岸人在遼東決一死戰的勇氣都沒有，那還搞毛啊！當然了，這可能也和韃子軍隊戰斗力下降，整體上更加依賴漢軍有關，不過這就不是東岸人所能知曉的了。

“這白山黑水間的爭奪，看來還是在我方的掌控之中。有朝鮮這條好狗提供給養，確實實我們能在鴨綠江畔站穩腳跟的關鍵，現在時間是在我們一邊的，只要再給我兩年時間，差不多也就初步站穩腳跟了。到了那時候，如果兵力又富余的話，老子還想去鳳凰城觀一觀景色呢！”將手頭的這份文件扔到一邊，廖得功狠狠地說道。

翻過這頁，下面就是有關經濟方面的信息匯總了。遼東二縣如今啥也沒有，連糧食都不足呢，別說其他的了。這里最富足的，可能就是滿山的老林子了吧，可問題是東岸控制區的木材資源本來就很豐富，這些東西真能賣得出去嗎？廖得功深表懷疑，不過他還是在其中一份請求開辦國營林場的報告上簽了字，表示同意，心里想著或許山東那邊總需要一些吧？能掙回倆錢是倆錢，還能加速這里的開發呢。

此外，還有一份有關新稅制的消息引起了廖得功的注意。在仔細研讀了一遍后，他終于明白遠東三藩的體制——至少是經濟體制——要有一番改革了，即負責三藩經濟工作的老干部魏博秋將結束部分地區的軍管狀態，將其從戰時經濟改為和平經濟，而既然體制改革了，那么稅制改革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按照文件里透露出來的意思，遠東三藩的稅制將有別于本土（畢竟這里的經濟生態和本土的區別也很大），更加側重對田稅、鹽稅和關稅的征收。尤其是田稅，這個稅種在舊大陸非常古老，但在年輕的東岸共和國卻是個新出現的事物（其實以前也不是不對農民征收田稅，只不過是將其劃到個人所得稅里面了）。

在田稅的征收中，已經明確不參照本土的累進稅制（田地越多稅率越高），即按個人名下田畝數多少統一稅率計征。另外，在魏博秋的設計中，農田種植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稅率也將不同，經濟作物的稅率稍高，而糧食則較低，這也是符合市場實際情況的。

而比起征收面廣、情況較復雜的田稅來說，鹽稅的征收則要簡便許多了。蓋因如今遠東三藩的鹽都是由當地的開拓隊政府專營的——比如寧波府的定海鹽場——私人鹽商是一個也無，因此等于是只要向登萊和寧波兩地的鹽場征稅就是了。故這一項的變動其實最少，畢竟以前這些鹽場就已經在政府手里運轉好多年了，這次只不過明確了鹽價里哪些是成本、哪些是稅金罷了。

至于說進出口關稅，則主要通過大泊、釜山、煙臺、定海和崇明沙五大海關計征，其中釜山海關主要是對朝貿易，大泊海關涉及到與日本地方大名的走私貿易，煙臺、定海則主要是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而崇明沙是對清貿易（該貿易時開時閉，較不穩定）。另外還有一個有利于關稅體系外的怪胎，那就是臺灣銀行，考慮到該行壟斷了海珠島商站的貿易，把持了黑水、寧波對外貿易的相當部分，財源滾滾，故在與其主事人邵曙光協商后，雙方約定每年繳納一個固定的數額，然后各地海關不再對其征收進出口關稅。

魏博秋預計，在這些稅種中，田稅當是重中之重，收入也將占地方財政中的大頭，其次將是鹽稅，因為是政府專營制度，價格不由市場決定，故收入也不可小視。總而之，以上兩個稅種說白了是針對人頭來征收的，即控制區人越多、種的地越多，其稅收總額也將越高。而海關的進出口關稅雖然也不能說與人口數量無關，但終究還是要看對外貿易的發達程度，與人口的相關性已不是那么強了。

目前魏博秋也就初步設計出了這三種稅收，且打算在寧波府諸縣先期進行試點，以看看情況如何。如果地方上的抵觸情緒不是那么激烈且政府也確實換回了不少稅收的話，那么下一步他將視情況再設計一些稅種出來，以加強政府的財力——像在白山黑水間與韃子進行爭奪，沒有錢可不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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