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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的隆冬格外寒冷。

“凜冽的寒風、可以用‘微紅、微弱’等詞來形容的太陽，以及因為貿易封鎖而產生的普遍性饑餓，使得澳門城的居民們陷入了極大的衰弱之中，因為在這個曾經很是溫暖的海港城市，很多人居然感覺到了寒冷……”再次出使失敗而歸的塞凱拉先生坐在自己的房間內，輕輕寫著日記——也許一個月以后會成為遺書？

“河對面是明國新會縣的鄉下，很多婦女正坐在屋子門口，揮舞著木槌無休止地舂搗著晚餐所需要的谷物。我回想起了十多年前那場席卷整個澳門的******，當時我與巴內加男爵的父親在木屋蔭涼下閑談，談到了稀少的降雨、談到了不正常的氣候，談到了里斯本歷史上食物匱乏的歲月，以及谷物滿倉的富足年代。那時是一個多么恐怖的年份啊，整個廣東都很少下雨，春夏季節時鄉間溽熱難當，午后的地平線聚集著巨大的云團，心焦的農婦熱切盼望著久等不至的降雨……”

“終于下起了一陣雨，空氣中充斥著潮濕的泥土氣息，人們趕緊播種，然后期待更多的雨水。然而他們往往要很久以后才能等到第二次降雨，而那個時候地里的農作物早已經枯萎了。在夏初便吃光了所有余糧的人們，注定要遭受饑餓，它如同影子一樣威脅著人們，從未遠離人們，讓人們深刻領教了一把它的冷酷無情——如今的澳門城也正被饑餓的陰影籠罩著，一如當年……”

窗外響起了一陣激烈的爭吵喝罵聲，被打斷了思路的塞凱拉先生擱下筆，皺著眉頭看向窗外樓下的街道，原來是一群居民在抱怨糧食又漲價了！這些人或許以前都不是什么貧窮之人——事實上澳門白人及其混血后裔中貧窮的自然是有，但絕不會太多，因為這座與廣州年貿易額超過一百萬兩的城市本身就很富足——但在被圍城封鎖兩個月后的今天，澳門城內有限的糧食早已不敷供應，其他諸如葡萄酒、奶酪、黃油、水果、蔬菜、海產品、牛羊、禽蛋之類的副食品就更是幾乎見不到了，塞凱拉先生今天中午吃的肉湯里就只有幾小塊腌肉，白面包也只剩下了最后幾塊，佐餐的甜酒更是只有一小杯，日子確實很“難過”。

關于糧價的爭吵很快就被趕來的衛兵驅散了，餓著肚子的居民——其中甚至有很多是本土來的紳士——被榨干了口袋里最后幾枚銀幣，然后抱著一小袋陳米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其實，有的陳米吃就不錯了，君不見大部分人連這個都吃不上么，除非你是如塞凱拉先生這類統治階層，他們家的地窖內往往還有著一些金貴的面粉和葡萄酒可以享用。

“必須要盡快解決圍城的事情了，不過這將非常艱難。”塞凱拉先生輕輕地嘆了口氣。其實昨天上午的時候，他就已經再度代表澳門總督出城與東岸人進行磋商了，為的就是解決這事。當時他試圖以歷史上兩國本土開戰但殖民地卻維持和平的現象，來說服東岸人放棄對澳門的圍攻，但被東岸人的指揮官儒尼奧爾——一個出身葡萄牙的少校軍官——給拒絕了。這個背棄了自己信仰的男人堅決地表示，他的大軍將持續封鎖澳門城，直到葡萄牙人屈服為止，如果葡萄牙人想要打破封鎖，那么歡迎來戰。

戰自然是不能的了！話說自從12月13日作戰失利之后，在巨大的糧食壓力之下，參議會與總督閣下在當月月底又組織了一支超過4000人的部隊，在澳門城外與東岸人大戰，結果作戰不利再次退回了澳門，死傷超過了750人。至此，從軍事方面打破圍困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小，且隨著澳門軍心士氣的逐步降低，這種可能性最終將趨近于無。也就是說，此時澳門的居民，套用一句明國人的話說就是“籠中困獸”，不能爆發就只能等死。

儒尼奧爾少校的話都說到這種程度了，塞凱拉先生覺得參議會之前商議的一些條件確實沒法再拿出手，比如他們打算向東岸人支付高達五十萬比索的贖城費，以換取他們解除對澳門的圍困——這種條件，在目前這個形勢之下，顯然已無任何打動東岸人的可能性，他們從海陸兩方面牢牢困住了澳門，并動用了大量艦船和軍隊，又豈是區區五十萬比索能夠打發的？參議會的先生們，實在是太過于樂觀了！

1661年2月20日，塞凱拉先生又參加了一次參議會。這次的會議是在澳門面臨嚴重饑荒且城內局勢動蕩的關鍵時刻召開的，議會的先生們這時已經有些務實了，他們中有的人回憶起了十多年前那場持續多時的饑荒：饑荒爆發前澳門有四萬余人（其中約一半是白人及其后裔），爆發后全城人口在短時間內就減少了一半，當然不全是餓死，很多人去了帝汶、孟加拉和果阿等地，但餓死的仍然不在少數（雖然多是華人、馬來人和黑人，但白人也不少），這不能不令葡萄牙人印象深刻，他們是真的被那次饑荒搞怕了。

有了這個擔心的先生們討論起問題來效率多了。老于軍事的巴內加男爵率先聲明，他的部隊缺乏足夠嚴格的訓練，戰力比起東岸人的部隊略遜一籌，但如果真要突圍死戰的話，他也有信心重創乃至全殲東岸人的這幾千部隊，但前提是參議會賦予他更大的職權以在城中招募更多的軍人，可問題是他不認為他們有必要這么做。

總督閣下感謝了巴內加男爵為保衛澳門而付出的努力，他同樣認為應該積極地與東岸人進行談判，而不是搞魚死網破式的戰爭，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相信也不怎么符合東岸人的利益。不過，要和東岸人達成協議，這條件怎么開，確實是很費思量的，大商人安古洛先生指出，東岸人要求的無條件投降決不可接受，但他們接受有條件投降，以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利益。

塞凱拉先生坐在會議室里，一不發，最后總督大人垂詢于他，這才不情不愿地說道：“閣下，我認為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只在于一點，即以保全自己財產、安全和自由為條件，放棄與東岸人的最終軍事行動，我想他們的指揮官看在部隊免遭重大傷亡的份上會接受這個條件。但如果我們仍然妄想榮譽投降（即承認東岸對澳門的占領，并在戰爭期間服從東岸的一切合理指令、提供稅收，前提是繼續維持之前他們的種種商貿權利，同時也保留武器），那么就永遠也不可能達成協議，東岸人會拼著實力打算也要把我們徹底圍困至死，我絲毫不懷疑這一點。”

塞凱拉先生的話令諸位先生們都有些不自然，因為他們中很多人確實就是打的這個主意。換之，他們可以為東岸人暫時效力——阿方索國王的威嚴在金錢面前就顯得太過于蒼白了——服從他們的暫時統治，并等待戰爭結束后決定澳門的地位。但在此之前，東岸人必須保障他們的種種權益，不然就得繼續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