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浩一大早就走進了辦公室。作為華夏東岸共和國“大糧倉”西湖縣的父母官、同時又兼任著南鴨子湖地區常委的他，現在是真的太忙了，他要處理工業、金融、農業、軍事等各方面的一籮筐事務，幾乎從早到晚都要撲在辦公桌上忙活著。

對了，錢浩去年從平安縣縣長的位置上調到了西湖縣任縣長（平安縣縣長由從遠東回歸的退役陸軍軍官楊明陽接任），雖然給他升了半級，兼任了地委常委，但在很多人眼里，這個邵樹德派系的中堅官員此番得失如何還真不好說呢。畢竟平安縣的重要性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貿然從一個工業縣縣長的位置上調任一個農業縣的縣長，這其中的落差還是相當不小的。

而更令錢浩不爽的是，也許上面那幫人閑得蛋疼了，居然在去年又給他們下面這些地方官員找了些“樂子”，那就是所謂的認真督促新稅制的推廣與宣傳，同時確保七大稅種囊括的各類稅收都能如數收繳上來，以補充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

可問題是，那些稅在錢浩看來，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收的！為何？一則如今東岸還沒有獨立的稅務部門，所有的稅務稽查員都是隸屬于財政部的，而基層的征稅員大部分又都是兼職的，他們有自己的本職工作，這征起稅來的效率可想而知；二則老百姓天然是不愿意繳稅的，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隱瞞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以便逃稅，實在逃不過去的話也盡量少交一點。而如果想要摸排清楚每家每戶的家產與收入的話，這又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執委會也許要單獨成立一個稅務部門，雇傭幾千甚至上萬人，花費數年時間進行調查，可這成本高昂得令人難以忍受，故一點也不現實。

我們只要看看去年稅收的數據就知道了。在全年191.4萬元的總稅金中，動產稅和不動產稅這兩個主力稅種，去年分別征收到了43.2萬元、72.4萬元，占到了六成，不愧其主力稅種之名。但這兩個稅種在征收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首先是老百姓的不配合。不動產稅還好說，畢竟全國人民現在的不動產數量都差不多，除少數人之外，也沒誰比別人多一處宅子什么的，這為不動產的估值與征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拖欠著不交的人仍然不是少數。

可動產稅的征收就很麻煩了。畢竟你沒法去全方位監控每個居民的財產收入情況，因此最后只能依據地區差異商定稅金額度，然后讓各村自己攤派——這似乎是成本最低的征稅方式，當然其中也有著巨大的舞弊空間，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歐洲此時的財產稅征收，都是將征稅權進行公開拍賣，然后由包稅人自己想辦法去征收，而這個“想辦法征收”的過程嘛，自然是很不和諧了。與這種拍賣征稅權的方式相比，東岸人這種由各地反復商討定下的稅金額度，雖然也不可能完全和諧，但比起歐洲那種粗暴的方式來說要“溫柔”多了。

當然了，你征稅方式再溫柔，對于老百姓來說都是一樣的，反正都是要從他們口袋里掏錢，因此不情不愿、隱瞞漏報、撒潑耍賴是難免的，因此這最后征到的43.2萬元的動產稅其實是遠低于財政部最初的預期的（至少打了個六折）。而更令財政部崩潰的是，這43.2萬元里面，真正入賬的只有29萬元左右，剩下的14.2萬元則處于拖欠狀態，拖欠的民戶們其實不是沒錢繳納這筆稅收，只是處于種種原因（比如對村干部攤派到自己頭上的額度不滿等等）賴著不交而已。至于何時繳納，恐怕要等到他們與村里解決了這些麻煩之后才有可能了——當然如果鄉里采取強制措施的話很快就能征收上來。

“動產稅、不動產稅的征收，長期來看，真的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錢浩放下了手里的資料，自自語道：“也好在咱東岸共和國的百姓們普遍比較富足，征稅的抵觸心理降低了不少。這要是擱在稅收負擔極為沉重的歐洲，還不定鬧出什么事情呢！不過話說咱東岸人還真是富庶，僅僅七個稅種理論上就能征小二百萬元的稅，真是不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