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問道：“江本兵的意思，是利用督撫的標營來制衡家丁？”

江東點點了頭，向朱載坖介紹了標營的情況，督撫的標營是從嘉靖二十五年宣大總督翁萬達開始建立的，總督和巡撫開始建立直屬自己的標兵部隊，家丁即屬標兵中的一種。

之前總督雖說是軍隊主帥，但只有調兵權，并不直接管兵，也沒有屬于自己的軍隊。這就造成總督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錯失戰機、指揮不靈、無兵自衛等問題在所難免，建立一支直屬總督的標兵被提上日程。總督所屬家丁很大一部分是起用了一些擁有家丁的廢棄將官。將他們和他們的家丁編入總督、巡撫的標營之中。

后來督撫們也開始招募士卒，加以訓練成軍。這些督、撫、道等官員所屬家丁，一般要委任麾下將官統領，負責傳宣號令、率兵作戰。這些文臣出身科舉，多不諳行陣，能親自沖鋒陷陣的更是極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臣家丁在本質上仍屬武將家丁的范疇。而且，從總督、巡撫到道臣，全面參與軍隊的作戰，也顯示出文官對武將職掌的進一步侵奪。

兵部希望以督撫們利用自己的標營和總兵等武將們的家丁互相制衡，達到維持朝廷對邊鎮的控制。朱載坖對這種做法不以為意，用家丁去制衡家丁，能有多少效果呢？

就像戚繼光后來評價家丁制度一樣：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充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朘軍食而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

豢養家丁，說到底就是集中大部分的財力和物力訓練出的一支精悍的機動部隊。這樣的部隊雖說戰斗力非常強悍，但是畢竟數量十分有限，只適用于小規模作戰。在短時期內，家丁起到的作用非常明顯，但長此以往，對官軍的發展則是非常致命的。

朱載坖直接指出了家丁的兩個問題：一是士兵層面，將官既然將全部精力集中于家丁這一小部分群體，那么必然導致其余大部分的士兵得不到充分的給養，更無法得到有效的訓練，最后朝廷官軍整體缺乏訓練的局面就慢慢形成；二是軍官層面，將官長期依靠少數家丁出邊，偷竊零騎，把“偷馬、打帳房得功視為制夷之長策，積習已久，這樣的作戰模式很難培養出合格的軍事將領。

朱載坖對江東說道：“江本兵，官軍乃是朝廷經制之兵，用之余堂堂之陣者。而今各鎮又專恃家丁殺賊，所部卒亦不練。想太祖、成祖時，官軍是如此乎？及至大舉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長此以往，則朝廷之兵，與山賊流寇何異？”

這是朱載坖所不能容忍的，大明為什么最后要亡？就是因為大明官軍和流寇、女真人沒有任何區別，流寇干的，和朝廷官軍干的，沒有任何區別，將領的家丁，熱衷于借百姓的首級殺良冒功，底層的士卒，則希望劫掠百姓，來養活自己。朝廷的官軍，比之流寇尚且不如。

最后的結果那就只能是吃他娘喝他娘，開了城門迎闖王了。所以不管江東認為家丁制度是不是有各種好處，朱載坖都堅持認為家丁制度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