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家丁，江東認為并沒有那么可怕。其實家丁制度就是大明在有限的軍費下集中資源，保障部分士卒戰斗力的法子。

自嘉靖開始，募兵制逐漸在明代軍制中占據主導地位。之前家丁主要以隱占軍士為主，這些行為是有違朝廷法制的，自然就限制了將官家丁數量的擴大。而隨著募兵制的全面興起，借助朝廷的支持和認可，武將可以招募家丁，招募的范圍也不僅僅限于衛所軍士，其來源甚為廣泛，故而家丁得以迅速發展。

而現在家丁分為在營和隨人兩種，在營就是將領在營中抽選的勇士和召募的精銳，這種所謂在營家丁，和將領沒有很強人身依附關系，他們的糧餉由朝廷保證，就如同馬芳的馬家軍一樣，看起來是馬芳的精銳，但是實際是是馬芳從宣大兩鎮的逃歸的蒙古人選拔訓練的。

雖然名義上是馬芳的家丁，但是實際上馬芳根本養不起這么龐大的家丁隊伍，朝廷還是能夠控制這支軍隊的。

令朱載坖和江東都比較擔憂的是隨任家丁，隨任家丁最要命的兩個特點就是：其一是如果將官解任謝事，家丁也隨之脫離隊伍，此時家丁的生計就完全仰賴于將官。其二，隨任家丁可以在將官的家族內繼承。這是最令朱載坖擔憂的。

隨任家丁完全是將領的私兵，只聽將領的命令，朝廷是根本無法管束的，關寧鐵騎就是隨任家丁發展到極致的產物，所以吳襄才對崇禎說：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綻綺，故臣能得其死力。

就是明白告訴崇禎，這三千騎，就是他們吳家的家丁，從吳襄擔任團練總兵以來經營訓練的，所以他才敢向崇禎獅子大開口，索要百萬餉銀，因為吳襄很清楚，朝廷是指揮不動吳家的這三千家丁的。

崇禎即便是向吳襄哭窮：內庫只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耳。也絲毫感動不了吳襄，沒錢吳三桂是不會動的。

隨任家丁的生計完全依賴于主將，主將任職，家丁即在伍食糧，主將卸任或戰死，家丁則脫伍，要么仰賴將官蓄養，要么就失去衣食，這種依附關系并沒有隨著朝廷給這些在伍的家丁供餉而被弱化。而且隨任家丁的家族繼承性更是說明家丁就像是將官的私有財產一樣，主將永遠享有對他們的所有權。

所以朱載坖堅決反對這種隨任家丁制度，要求江東作為兵部尚書嚴禁這種行為，朱載坖覺得這樣下去官軍就不會是朝廷的官軍了，家丁尾大不掉，對于大明來說不是什么好事。

而江東卻認為，現在家丁還是利大于弊的，主帥需要擁有一定數量的家丁，才是震懾諸軍，控制軍隊。而且將官隨任家丁的數量非常有限，大多維持在幾十到數百之間，這點啊數量還不足以對朝廷構成威脅。將官赴新任時攜帶為數不多的家丁對于朝廷整體控制軍隊的影響不大。

而且兵將相識有利于將領的展布。這些精銳家丁，往往是主帥沖鋒陷陣，彈壓士卒的主力，將帥們依靠這些家丁控制軍隊，而且這些家丁，往往充當了官軍耳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