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鈍的話，其實大家都知道，蘇松等處積欠的賦稅，要是真能追比，別說全部，就是一部分，也足夠軍需了，但是追比蘇松等地的賦稅，從大明開國時候就在做了，歷代皇帝，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能臣干吏，前往蘇松，但是真的能追比賦稅回來的，少之又少。

國朝至今，僅有兩次蘇州成功的追比了積欠。

洪武十九年，蘇州府遭逢天災，農業歉收，逋賦危機較往年更為嚴重，然而來自上峰的催征壓力卻絲毫未減。知府王觀遂另辟蹊徑，采取懷柔手法，力促富戶輸糧代償。

永樂年間的知府湯宗也是差不多的情況。但是能否復制他們兩位的事情呢？恐怕不行。

這樣的權宜之法雖然效果明顯，但在實際中卻難以為繼。首先，知府們既為朝廷命官，當以法令行事方能服眾立威。雖然諭富濟貧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基礎，但在法律上卻無法找到合理性依據，名不正則不順，不順則行難久。

其次，自愿或者受迫的富戶并不具有無限的代輸空間。他們與知府之間已知僅有的兩次合作均發生在天災頻頓之時，此時若任由佃民因賦無出而棄地流離，致使田無耕者，地無佃人，勢必將影響到富戶的切身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富戶應諭代輸從長遠來看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逋賦問題連年皆有，不特天災之時，

也不獨蘇州一府之事，富戶代輸的能力和意愿都是極其有限的，知府們顯然無法屢興此例。

所以徐階說道：“方司農，蘇松積欠，豈是短時能解決的問題，眼下備倭事大，官軍嗷嗷待哺，不趕緊協濟軍餉，何以御倭？”

徐階的潛臺詞也很明確，蘇松的積欠賦稅確實很多，可是你方鈍能把錢收上來嗎？顯然不行的，人家憑本事欠的，憑什么給你啊。

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前方急需軍餉，當然只能協濟攤派了。

方鈍還是不同意，他說道：“東南本來富庶，現今東南都無力承擔的，他處何以承擔？”

嚴嵩作為首輔，當然要出面調停此事了，嚴嵩當然知道蘇松等處的積欠，但是那是累朝以來積累的東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

，眼下東南軍興，急需軍餉，這是立馬要解決的問題。

協濟已經是必然的事情，只是協濟多少的問題，嚴嵩說道：“不如照中樞之例，三七分例為宜，諸位以為如何？”

嚴嵩所說的三七分例，是中央層面的財政協濟的原則。是指擁有財政自主權的戶部、兵部、工部各自承擔某一大規

模支出的三成或七成，根據不同情況，主要有戶七兵三、戶三工七、戶七工三幾種分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