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文博把家給主持了起來。
他早就說過這個事情。說是白發人送黑發人。
那可把我給氣壞了。他要是染發的話,還用白發人送黑發人嗎?
當年的時候蘇涵說過一句話。我的父親顧文博是個極端主義者。
現在看來特別的對。
他就是極端主義者。很多事情做的是極端的。
一說話就像是泰山壓頂似的。封建主義的家長制還在。
“那二大爺出事了。你自己也不回去,一會兒看看呀。”
我沒好氣的說著。都已經有了期待他的意思。
“唉,二大爺在老家的威望上很高的。沒事兒,沒事兒。絕對是沒事的。”
顧文博的態度。一貫如此。
這我還得讓他白發人送黑發人了唄。
這一頓飯吃的大家特別開心。按照醫院的治療方案,生了孩子以后,強效的化療幾個月時間?相信或許會有奇跡發生。
這幾天的時間我離不開醫院了。干脆也開了一個房間。
可是醫院的環境實在是讓人不喜歡。
第二天的一早。來到醫院門口找了一個酒店。我還是喜歡吃京城的鹵煮和炸醬面。總是讓他們送到飯店里去。
這也就算是陪床了。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神更半夜,醫院打了個電話。說是生了,是個丫頭。
當我走到了手術室門口的時候,孩子已經出了。
按照杜拉拉的測算,非得說是一個男孩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