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文博把家給主持了起來。

他早就說過這個事情。說是白發人送黑發人。

那可把我給氣壞了。他要是染發的話，還用白發人送黑發人嗎？

當年的時候蘇涵說過一句話。我的父親顧文博是個極端主義者。

現在看來特別的對。

他就是極端主義者。很多事情做的是極端的。

一說話就像是泰山壓頂似的。封建主義的家長制還在。

“那二大爺出事了。你自己也不回去，一會兒看看呀。”

我沒好氣的說著。都已經有了期待他的意思。

“唉，二大爺在老家的威望上很高的。沒事兒，沒事兒。絕對是沒事的。”

顧文博的態度。一貫如此。

這我還得讓他白發人送黑發人了唄。

這一頓飯吃的大家特別開心。按照醫院的治療方案，生了孩子以后，強效的化療幾個月時間？相信或許會有奇跡發生。

這幾天的時間我離不開醫院了。干脆也開了一個房間。

可是醫院的環境實在是讓人不喜歡。

第二天的一早。來到醫院門口找了一個酒店。我還是喜歡吃京城的鹵煮和炸醬面。總是讓他們送到飯店里去。

這也就算是陪床了。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神更半夜，醫院打了個電話。說是生了，是個丫頭。

當我走到了手術室門口的時候，孩子已經出了。

按照杜拉拉的測算，非得說是一個男孩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