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定國說道：“如今咱們天策軍正面臨難關，這些奸商卻趁火打劫，禍害國家，是為國賊！中部諸州百姓，在去年北庭之戰正劇的時候，我們出國庫債券跟他們買糧食買羊買木料，他們能夠信任我們，去年冬天郭威西征，帶走了大批的蓄積，跟著今春元帥西行，更是將北庭幾乎都搬空了，楊都督不得不再次向高昌要物資，結果洛甫拿著倉司批出去的條子，高昌、龜茲、焉耆、伊州的許多農戶、牧民就將小麥、羊都獻出來，而如今咱們還沒錢給他們將這些國庫債券兌換了，他們被我們收了這么多的糧食，家里肯定吃緊，偏偏這些奸商又抬高了糧價，這不是害人么？是為民賊！這些人雖然也號稱是咱們大唐治下百姓，可是咱們對內也得分個好歹。

大部分的百姓雖然都是好，但對這批既是國賊又是民賊的家伙，又何必跟他們客氣！”要是張邁在這里，聽到這樣一番將治下民眾分為民、賊的理論一定大大驚訝，這不就是將國民分為“廣大人民群眾”與“一小撮敵對分子”的翻版么？考慮到楊定國所處的時代，或者不該叫翻版而該叫雛形才對。

其實這種二分法并非近代**者的創造，在古代社會已經有了很深的思想淵源，楊定國的這番話說將出來，旁聽的張毅、張中謀父子，乃至郭汾、薛復，心里卻都不怎么反感，也不怎么錯愕，未必說他們就贊同楊定國的主張，只不過對楊定國這番話后面的邏輯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對，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本來就有這種觀念。

唯有鄭渭反應比較大，已經皺起了眉頭。

楊定國又道：“元帥經常跟我們說，我們做事也好，用兵也好，都要分清敵我，對于朋友、兄弟、親人，對于百姓，都要有十二萬分的耐心，可是對于敵人，那就不用客氣了，什么手段都能用！高昌、龜茲的這些賊子不是什么好東西！現在既然國家缺糧，咱們不妨就派人去將他們暗中控制起來，再派人去提醒提醒他們，若是他們還識相肯合作，那是最好，若是不識相，哼哼！便找個心思活的大員，看看律法之中有哪一條能治他們的罪，將這些賊子給鏟了！人治了罪，他們的存糧便充公！這次缺糧的問題便解決了。

我敢保證，像這樣的人手底下絕對不可能干凈！”張毅聽得有些錯愕，因楊定國平日處事光明正大，而且品德甚好，無論在疏勒、在高昌還是在涼州那都是有口皆碑，人人都覺得這位“國老”正統得有些古板，張毅是做夢也沒想到他也有這樣狠辣的一面！鄭渭卻聽得背脊冷，額角冷汗直飚了出來，要說話甚至喉嚨都有些顫抖。

這件事情本來牽扯不到他身上，真辦起來短期來說甚至對他鄭家也是有利的，然而楊定國做這件事情所依賴的思想鄭渭覺得實在太可怕了。

“國賊？民賊？”鄭渭在楊定國還沒說完的時候就想：“高昌的那些商人雖然十分可惡，但都是在現行律法之下行事，可以說他們鉆了律法的空子，不是什么好人，卻不能說違法。”

他是商人出身，不像武人出身的楊定國那樣心中有著極其明顯的愛憎與極其強烈的道德感。

在鄭渭看來，鉆律法的空子以謀求利潤本來就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就是商人在惡劣環境下賴以生存、在順境中賴以展的最大動力，反而是“毀家紓國”的行為其實才是違反了商人的本性，如果將這種本性視為罪惡，那他鄭家也休想干凈。

至于楊定國所說的要尋這些奸商一些罪行，一個國家的政權若想要抓一個人的把柄，就算是圣人和佛陀只怕都能被揪出一堆毛病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鄭渭的眼光非庸俗可比，看得比尋常人要遠得多，馬上就想到，若是按照楊定國的這種思路，今天既然“設法”來整治這些奸商，明天就可以用同樣的手段來整治其他人，甚至若有朝一日楊家、鄭家失勢，別人也就可以用同樣的手段來整治他們自己，這可是一條不可輕易逾越的底線！一旦越過去了，后面就什么事情都可能生了。

郭汾由于立場的緣故，一時沒像鄭渭般想那么遠，但也隱隱覺得不是很妥當，說道：“這個法子，做起來應該不難。

只是會否有損我們立國之信譽？”楊定國道：“事情有經權之分！雖然現在北庭之戰已經結束，但中部的情況卻比戰爭還危險。

在這種時候必須當機立斷，從權行事！而且我敢斷，若是將這些奸商鏟除，不但不會有損我們立國之信譽，而且全境之內，無論軍民都會歡呼稱頌。”

張毅也點頭道：“國老此策也有道理。

天下之綱常大義，莫過于君臣，然而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