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中的雪地里，數十個身穿白色披風的軍人邁著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的走著，天空中并沒有和往常的時候一樣下著大雪，反而是晴空萬里，沒有濃霧，沒有大雪的天氣里視線極為開闊，向遠處眺望，只見白茫茫的一片，千里冰封似乎說的就是這種景象了吧。

這數十個人走過了一小隊山坳后，突然前頭的人停了下來，然后數聲芬蘭語的低聲口令就是從前頭陸續傳了下來，整個隊伍迅速的停了下來，然后迅速的散開了散兵線在幾個士官的帶領下靠近。

隊伍的前頭，一個滿臉胡子的芬蘭上尉此時正在和身邊的一個有著明顯東方人面孔的人在說著什么，那人盡管穿著厚重的芬蘭冬裝軍服，但是他的黃色的臉龐和黑色的眼睛和頭發都表明了他是一個東方的黃種人，而且還佩戴著芬蘭陸軍中的中尉軍銜。

1939年的冬天，在芬蘭和蘇俄打的昏天暗地的時候，能夠出現在蘇芬戰爭前線的黃種人也只有可能是中國人了，而且還能夠和芬蘭部隊一起行動的那只有一種人，那就是中國的軍官顧問團。

中國向芬蘭派出的軍官顧問團以胡澤云中將為首，另外三名少將，四十多個校官，而剩下的兩百多個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尉官，這些基本上都是在短短數天之內被中國軍方召集起來，然后通過空運的方式集中起來并派遣到了芬蘭。雖然這些人還處于中國陸軍的現役，不過到了芬蘭后則是以志愿者的名義進入芬蘭部隊服役，并以顧問的形式進入到芬蘭各級部隊中，幫助芬蘭制定各類戰斗計劃，甚至直接帶領芬蘭部隊進行戰斗。

而這批三百多人的軍官顧問團給芬蘭帶來了極大的戰斗力提升，芬蘭部隊的戰斗力雖然強悍，但是這說的只是他們的單兵戰斗水平，而軍官階層，尤其是高級將官階層的指揮水平實際上很一般，這主要是受限于歐洲整體戰術理論僵化的影響。

而中國別的不多，就是名將一大堆，中國國內的那些名聲顯赫的將領一個個都是戰功顯赫的人，其中的大多數人可能并不被外國民眾所熟知，但是中國的幾個將領卻是在全球范圍內被人耳熟而詳的，比如沈綱、左玉剛。其中的左玉剛在二十年代里更是被西方媒體當成了中國軍人的代表形象，作戰勇猛，個人形象剛毅俊朗，當然更重要的是，左玉剛這從軍一生中，不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

這種經歷別說是其他國家里的將領很少能夠找到，即便是在名將云集的中國陸軍中，左玉剛的名聲也是顯赫無比的，中國的這么多現役上將中，從來都沒有戰敗過的只有左玉剛。

用著無數次的戰爭磨練出來的中國高級軍官團體的素質在全球范圍內絕對是首屈一指的，而哪怕是中低層軍官的素質也是讓其他國家為之羨慕。

這點和中國經歷了多場戰爭，以至于戰斗經驗豐富有關，更和中國這幾十年來的優軍政策有關，陳敬云建立國民軍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軍官在社會上的高超地位，崇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收入，報效國家復興華夏，這些東西加起來就導致了在中國里，考軍校當軍官是比考大學后去當公務員更為吸引人的發展途徑。

大量年輕學子的踴躍競爭，也就能夠讓中國的數大低級軍官培訓學校能夠招收到最優秀的學生，而這些優秀人才的加入也就奠定了中國軍官群體的高素質。

在各國的普通民眾眼中，信奉華夏優越論的中國軍官團是一個比德國容克軍官團還要強勢、激進、排外的軍官群體。

不管說他好也吧，說他壞也罷，但是中國的軍官群體素質之高，那是各國所公認的，這種整個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事實也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復制的，除了中國，還有什么國家里的頂級豪族幾乎都把子弟送去從軍的？頂級豪門里的洪家、林家、鄭家幾乎個個都有嫡系子弟在軍中服役，更不用說陳敬云的兒子清一色都是在軍中。

除了中國，還有什么國家里的中產階層子弟視從軍為提升家族地位，踏入共和國權貴行列的最佳選擇的？

除了中國，還有什么國家的農村子弟視從軍為改變人生，擺脫大地束縛為最佳也是最容易的選擇的。

沒有！

也許還有人說不從軍也能當官啊！當官一樣可以改變人生提高社會地位，但是從軍當了軍官，如果能夠一路高升是最好不過了，只要能夠爬上少將這個位置，基本上就代表著你的家族已經踏進了中國的權貴階層。哪怕是晉升的速度很慢，但是到了服役期限的年齡后，退役后一般都會被安排到文官系統里擔任文官職位，換句話說退役后的軍官也就是文官。

再者，在高級將官和文官體系中，也是不太一樣，高級將官中一般都是持續在軍中服役，哪怕到了六七十歲的時候也還能夠擔任要職，被迫退役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軍中的貪污現象也比較少，很少將領會因為經濟或者其他問題被拉下來的。但是文官的風險就大很多了，文官體系中首先是貪污問題，當官有幾個是不貪的，而且文官的待遇也遠不如軍官方便，而且交際應酬也要更多，所以貪錢是必然的，而三十年代后中國的反貪污越來越嚴厲，不但有監察部里的糾察司和警察部的反貪局盯著，更要命的是那些調查局的特工，只要調查局那邊發現了大案子并且下了大決心去查，那基本上就是大案，而在調查局的觀念里頭所謂的大案不是說牽扯的金額有多少，而是特指牽連的人數特別多，一件貪污案中，沒有拉下來十來個司局級的官員，幾百個廳處級官員，調查局那邊都不好意思說是大案的。

不過人家調查局的特工也忙得很，沒事一般也不會搭理這些普通的貪污案，只有和國家安全扯上關系的時候才會插手，比如軍方的采購案里頭短斤少兩，又比如某些國家重點工程里貪墨金錢，又或者是和外國勢力有所勾結，調查局查處官員的經濟問題一般都是因為國家安全，而并不是官員的貪污本身。但是一旦查了，那么就會牽連的非常廣，一個案子里抓捕并槍斃幾百個官員都是可能的。

所以在30年代的中國，當官其實是挺危險的一件工作，對比起來，從軍要安全很多，雖然有打仗無眼一說，但是實際戰斗中校官以上級別的軍官是很少受傷或者陣亡的，這個數字甚至都比不上自然生死病老的人數。

除了貪污這些風險外，還有文官的晉升體系極其僵硬，中國的軍官體系晉升制度就夠僵硬的了，但是文官的晉升體系更加僵硬，幾乎所有人都得熬資歷，功勞再大也得熬資歷，畢竟向劉大均、馬寅初這種經濟專家出身的官員還是極少數的，中國的文官中，絕大部分還是通過公務員考試，然后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中國獨特的環境造成了中國的軍官群體社會地位較高，而社會地位較高的同時也為軍官群體吸引了大量的優秀年輕人加入其中。

中國的這三百多名軍官顧問一到達芬蘭后，就到了芬蘭各級機構中擔任顧問，而胡澤云中將更是率領顧問團里的眾多高級參謀為芬蘭制定了整體的戰略計劃，利用芬蘭的地形以及嚴寒天氣進行防御式的作戰，并利用芬蘭人的高素質單兵戰斗力組織眾多的獵殺小隊，用來進行非常規獵殺作戰，以殺傷蘇軍有生目標為主要目標。

而在防御上，中國則是建議芬蘭將有限了裝甲兵力集中到一起，然后實施局部裝甲反擊，芬蘭的裝甲部隊中，裝備有大約五十輛的中國t6坦克，另外還有數十輛的t8坦克，除了這些中國坦克外，還有一部分芬蘭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坦克，不過那些坦克質量很一般，只有一部分輕型坦克還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