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老聽得非常仔細,偶爾會插話問一兩個關鍵問題，比如“對方要價會多高？”“如果這條路走不通，我們自己的備份方案有多大把握？”

聶老則更關注技術細節和軍工生產的現實困難。

面對兩位老人的詢問，趙振國和王新軍盡可能依據已有資料和扎實的調研給出回答，對于不確定的，也坦誠相告。

匯報結束后，鄧老沒有立刻表態，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煙，對聶老說：

“我看這個思路，可以探討。膽子可以再大一點，步子要穩一點。總不能因為怕噎著，就不吃飯了嘛。”

聶老也微微頷首：“技術上的事，要尊重科學規律。既然看到了差距，就要想辦法追。你們回去，把方案做得再扎實些，尤其是自力更生這部分，是根本。”

雖然沒有得到立即的、拍板式的批準，但兩位領導人的態度無疑是積極和開放的，也讓他們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一分，領導給了探索的空間，但如果拿不出真正有說服力、可操作的成果，那便是辜負了這份信任。

接下來的日子，趙振國和王新軍幾乎是以研究所為家，開始了與時間賽跑的計劃細化工作。

論證會常常從清晨開到深夜。會議室里，煙霧繚繞，汗味混合著茶水的澀味，黑板被寫得密密麻麻，又被反復擦去。爭論是家常便飯，而且異常激烈。

與此同時，另一條戰線——通過港島渠道進行聯絡的工作，也在緊張而隱秘地推進。

趙振國通過周爵士、大哥趙振興、黃羅拔，以及一些可靠的外貿渠道，開始小心翼翼地接觸和篩選可能的人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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