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山寺，在城外東面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縣東十里，舊名東山，唐大觀中改今名。”[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五八《武昌府》，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洪山寺因而又名“東山寺”。該寺由“唐寶歷中善信禪師開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統張順重修。”[雍正《湖廣通志》卷七八《古跡志?武昌府?江夏縣》“寶通寺”條。]岳飛曾長期駐兵鄂州，傳說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樹便是岳飛親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來屢毀屢建，今日仍存，名“寶通禪寺”。
與洪山寺南北對峙的，有興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凈聚重修”。[《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寺廟?江夏》。]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間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廟。
如，祭祀各種與民間生活相關的神靈。寧湖寺，在平湖門內，傳說“湖有水怪，唐廣德中建寺鎮之”。[雍正《湖廣通志》卷七八《古跡志?武昌府?江夏縣》。]廣惠廟，“在竹簰門外護城磯上，舊名順濟龍王廟，宋淳熙間禱雨靈應，扁今額。”[《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宋大憲廟，在城東七里，祀“火精”宋無忌，“以禳火災”，唐牛僧儒立廟時“本為大夫”廟，五代“避楊行密父諱，改作大憲”。[《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后有毀壞，“宋紹興中知州王信復立，俗云火星堂。”[《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
最常見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見的龍王廟以外，有橫江魯肅廟，在城西南二里，因“肅嘗為橫江將軍，故廟以為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三圣公廟（簡稱“三公廟”，又名“普應廟”[《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普應廟，在府城東五里，舊云三公廟，自唐有之，宋始賜今額。”]），在城東五里，“鄂人中秋日闔郡迎神”，十分虔誠，所迎三神之一即為伏波；[《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三圣公廟，在城東五里，鄂人中秋日闔郡迎神，莊綽辨疑，則以為蕭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詩云：‘三神鼎峙名何謂，子胥范蠡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為馬伏波，而莊綽謂葛仙，亦拜伏波將軍故也。綽以為按唐祠記，而祥正亦必有據。當考。”]江漢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間（公元1265~1274年），“通判劉靖以江漢在境內，宜為望祀，乃為坎以祭之”，[《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江漢神祠”條略同。]初在靈竹寺西，后改祀漢陽門樓上。[雍正《湖廣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縣》。]
另一些祠廟奉祀與當地有關的人物。6大憲廟，在城西南三里，祀漢6賈；[《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按《漢史》，賈非道死，或因楚產，郡人為立廟爾。”]武安王廟，在頭陀寺，祀關羽；[《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卓刀泉關羽廟，亦祀關羽，在江夏東十里，“世傳關羽嘗卓刀于此”，遂立廟于泉上。[《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忠義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間，金騎渡江，郡守李宜嬰城固守，民賴以安。后為賊所虜，遁投僧寺，僧疑而殺之，百姓傷感，為建祠祀焉。太守馬去疾以聞，賜額忠義。”[《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鄂州城西南有鸚鵡洲，傳說中黃祖在此殺害禰衡，洲上遂有彌衡墓、黃祖墓，[《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后來成為鸚鵡寺。鸚鵡寺南又有巖頭寺，系“唐全太歲禪師駐錫處”，[雍正《湖廣通志》卷七八《古跡志?寺觀?武昌府江夏縣》]6游乘舟經行此地時，曾遠望鸚鵡洲“有茂林神祠”，[《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頁。]很可能就是這些祠廟。另外，城東北七里有大圣奄，應該也是祭祀某類人物的。[《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八迭院”條。]
最值得重視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間建造的岳飛廟。初名忠烈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忠烈廟，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請于朝，岳飛保護上游，有功于國，請立廟，詔賜今額。”后稱“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從旌忠坊遷移到小東門外將臺驛舊址。《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岳武穆祠，在縣東十里，即將臺驛故址。舊名忠烈廟，在旌忠坊。宋岳飛保護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廟于鄂，賜今額。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間（公元1488～15o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廟祀之扁為忠孝祠，知府陳晦立石”。[《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吳廷舉奏遷驛于小東門外，布政周季鳳、知府沈棟即驛址建為今祠。”旌忠坊的具體位置不詳，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舊”，[《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約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司門口一帶，這里至今還有鄂王府的遺址可考。
明清時遷至東門外的岳王廟旁邊植有松柏，稱“岳柏”。出于對英雄的崇敬，民間生出一些有關岳柏的神話。《湖廣通志》卷七七《古跡志?寺觀?武昌府江夏縣》：“岳柏，在大東門外鄂王廟墀左，圍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號為獨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預吐一奇枝。”
寺觀廟宇多講求清凈、優雅，因而正是讀書的好地方，有的書院和寺院其實就是一體的。如，頭陀寺有讀書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洪山東巖寺，“唐大觀中建，又額曰正心書院，鄂國公尉遲讀書處”，這里環境幽靜，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幾處稻梁喧鳥雀，數聲鐘磬起漁樵’句”。[雍正《湖廣通志》卷七八《古跡志?武昌府江夏縣》。]南宋慶元年間（公元1195～12oo年），“河陽趙淳清老架閣其上，榜曰東巖書院。”[《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寺廟》。]
城中的黃鵠山丘陵起伏，林深葉茂，是立書院、建學校之佳處。黃鵠山東麓有東山書院；[《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東山書院”條。]山中有學宮；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張君壽與諸生“植屋數間于黃鵠山中學宮之后”，聚眾讀書，因地當“東面日出，君壽于是榜之曰‘朝陽書堂’”。[劉辰翁：《須溪集》卷二《朝陽書堂記》，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鄂州州學，“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立于黃鵠山前。仁宗慶歷年間（公元1o41～1o48年），開展全國規模的興學運動，鄂州也“大增學舍”，[《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形成一個占地“甚廣”的州學，內有“聰明池”等設施。[《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聰明池”。]由于戰爭的影響，鄂州州學幾度興廢。兩宋之交時曾被“奪為營壘”，好在為時不久，“紹興中，都帥田師中以教官朱棫之請，撤營修學。即而，教授商飛卿請于州重建。”[《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重建后的州學比較規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閣、四賢堂等。修建稽古閣的工程由鄂州州學教授許中應主持，許氏“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于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這項工程“始于紹熙辛亥之冬，而訖于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得到就學諸生與當地官員的積極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o《鄂州州學稽古閣記》。]四賢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繼諭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宮室》。]黃榦為之作《鄂州州學四賢堂記》。[黃榦：《勉齋集》卷二o，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學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江夏縣學，宋朝初年附屬于鄂州州學，但在州學中“別為一齋，名務本”，南宋紹興以后，務本齋也一并“悉附州學”。元朝沿用這種體制，至明朝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獨立建學。[《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軍營與州縣儒學本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邊事多興的宋朝，二者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前述鄂州州學曾“廢為營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南宋時，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鎮，屯駐大批軍隊，營寨占地甚廣，僅城東黃鶴山下一區，便達“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壇記》。]在城東北七里，有游奕軍寨。[《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八疊院”條。]北宋時，鄂州東北有一名為白楊夾口的江邊港口，南宋時成為一個具有濃厚軍事色彩的集鎮，當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o頁。]這種情形與鄂州城駐有大量軍隊正可互相應證。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格局，鄂州城的西頭主要是各級官署；沿著黃鵠山、自西向東展開的一線，除了官署，主要有學校、寺廟等文化、宗教類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東、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較為低平的地區；由于人口增長，老城區難以容納，民居與街市向城區以外東、南兩個方向擴展的態勢表現得較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帶也成為交通、貿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區。
有關宋代鄂州民居的資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內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見鄭獬《鄖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銘》：“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具體方位不詳。隨著坊市制的瓦解，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見的名稱是“里”、“巷”。
南宋時，鄂州號稱“今之巨鎮”，[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漢陽軍新修學記》，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3年版，第141頁。]城內商業繁盛，出現了富商大賈，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洪邁：《夷堅志》支庚卷五“武女異疾”條，中華書局校點本1981年版，第1174頁。]開設了熱鬧的夜市，號稱“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一九《鄂州南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81年版，第274頁。]四方商賈云集，市容相當繁榮，“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頁。]鄂州城中人口眾多，到寧宗嘉定以前即達到了十萬戶。姜夔詩稱“武昌十萬家”，[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春日書懷四》，？？本。]戴復古詩說鄂州“江渚麟差十萬家”，[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一《鄂州南樓》，清嘉慶道光間臨海宋氏刊本。]雖非確指，但與實際情況相近。漢陽知軍黃榦也說“鄂州人口繁伙，為漢陽三十余倍”，即約十萬家。[《勉齋集》卷三o《申京湖制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光宗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樓簾無存者。”[（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眾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難尋，近城之處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堅志》乙集卷九“鄂州遺骸”條稱：“鄂州地狹而人眾，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他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經時月，瀕于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于諸司，于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具焚瘞。先揭榜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啟壙甃甓，舉而藏之，具書姓字于外。如無主名者，則為歸依佛寶，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數不可勝計。”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民居與街市不斷地向城外擴展。
城南望澤門外的“長街”，成為一個重要的居民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澤門外，周二十里，…外與江通。長堤為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
長堤與長街相伴，或者長堤即是長街，這種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見。鄂州城面臨大江，經常受到江水泛濫的威脅，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災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門外，修筑了一道攔江長堤，明清以后的多種志書中，屢次提到過這道江堤。《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長堤”條：“在平湖門內。《舊志》云，政和年間，江水泛溢，漂損城垣，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賴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縣》，雍正《湖廣通志》卷二o《水利志?武昌府?江夏縣》“花堤”條，《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關梁考》“花堤”條，民國《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堤防一》“各縣古堤”，《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三《江水?章牘二》，《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關文字略同。]長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漢市武昌區尚有花堤街，位于長江大橋武昌橋頭南，上起紫陽路，下至彭劉楊路，街名即因地當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說是今天的武昌現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鋪與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時，在鄂州城西南，長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萬金堤”。[關于該堤的修筑時間有兩種不同說法，一說在高宗紹興（公元1131～1161年）間，如《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引《舊志》云：“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宋政和、紹興間所筑也，至今賴之。”賀次君、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oo5年版。《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江夏縣》稱：“堤三：……萬金，在縣西南長堤之，宋紹興中大軍筑之，建壓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閣聚珍版重刊本。一說認為是光宗紹熙年間（公元119o～1194年）的事，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萬金堤”條稱：“在城西南隅，長堤之外，紹熙間役大軍筑之，仍建壓江亭其上。”《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武昌府?山川》“萬金堤”條亦采此說。紹興與紹熙相隔數十年，二說哪一種較為正確？從《輿地紀勝》和《大明一統志》記載宋朝史實比《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諸書較為原始，也往往較為準確來看，似應以紹熙說為是。]該堤在明代仍繼續揮作用，《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稱：“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至今賴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勢高爽，隨著堤防的增高、加寬以及質量的提高，堤防不僅成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線聚居了為數眾多的普通民眾。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災，加上“江風暴作”，結果是“燔民居萬余家”，那些“結廬于堤、泊艦于岸者，焚溺無遺。”[《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
“泊艦于岸”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流動型民居，居民多以水產捕撈為業，以舟船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鄂州沿江這樣的民居不在少數，漢陽知軍黃榦就說過，“軍城內外戶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勉齋集》卷三o《申京湖制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
鄂州城外江面寬闊，港口繁忙，既供商船來往停泊，也供戰船出江演練。6游初至鄂州時，泊舟于江邊稅務亭，只見“賈船客舫，不可勝計，御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頁。]數日后，他在江邊“觀大軍敎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入蜀記》卷三，？？頁。]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條。]南宋時“謂之新開港”。[《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與外界交通頻繁的地方，有迎來送往的館舍。城西竹簰門外臨江處有彌節亭，“又有皇華館，在州治東南”，“又南津館，在望澤門外；迎仙館，在城南”；“匹練亭，在城東南五里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榮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商業區與相應的居民區生了空間轉移，從城區以內轉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澤門外，經廣平橋與望澤門相連，[《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廣平橋”條。]地當今武漢市武昌區西南鲇魚套一帶，東南通湯孫湖、清寧湖、紙房湖，水盛時，由三眼橋、孟家河、東湖壩通梁子湖，達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說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榮的典型資料有二種，一是6游的《入蜀記》，二是范成大的《吳船錄》，孝宗時6、范二人先后經過鄂州時分別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對南草市的繁榮有生動的描述。《入蜀記》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船錄》卷下：“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同書同卷：“集南樓，……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夷堅志》的記載也值得注意。《志補》卷二五“李二婆”條稱：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燒屋廬數千間，雖樓居土庫亦不免”。
根據以上文字及前述有關記載，可以對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復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門外的鸚鵡洲前，上方是南樓，市街沿長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達數里之長，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貿港口，河運達，商舶云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經商貿易者為主。（4）南草市與鄂州城合起來構成一個大規模的城市，成為長江流域廣大地區的交通與商業中心。
南市商業興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轉商貿繁榮，露天堆積大量竹木類貨物，易火災。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風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公元12o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在另一場大火中，南市“焚萬室，客舟皆燼，溺死千計”。[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別墅歐陽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見一斑。而且，接連幾場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趙善俊“馳往視事，辟官舍，出倉粟，以待無所于歸之人，弛竹木稅，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后患。”[《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略同，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5年版。]這里的火巷由此開通并得名。
商業之外，其它各行各業、娛樂消遣以及城市病態行業也都興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媼等都在南草市經商營業，其中王氏是“三世以賣飯為業”。[《夷堅志》甲集卷八，？？頁。]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大約是因為醫術較高，又敢于收受，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貲積萬。”[雍正《湖廣通志》卷一二o《雜紀》。]南草市建有楚樓等休閑觀光的場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樓”條。]不僅“酒壚樓欄尤壯麗”，[范成大：《吳船錄》卷下，《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2oo2年版，第226頁。]娼妓空間也與集市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劉過詩稱：“黃鶴山前雨乍過，城南草市樂如何。千金估客倡樓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劉過撰，楊明點校：《龍洲集》卷四《七律?喜雨呈吳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78年版，第27頁。]甚至有“贓敗失官人王訓”，“居于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窟，又呼為關節塌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六《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oo8年版，第236頁。]
總地來看，與中國其它城市一樣，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蘊涵著自然、社會與人文等多重意義，它的形成與演變，受地理環境、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經濟展、時局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江漢交匯、倚山面江的獨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環境基礎；以行政權力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視秩序、形勝、陰陽等復雜的制度、思想與理念，對城市布局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兩宋的政治、軍事局勢和經濟的展，則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載韓國《中國史研究》第4o輯，2oo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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