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狗官》，由于寫得太過直白，不那么討法國文學界喜歡，雖然讀者們對《狗官》的評價也頗高。

1929年，這是二戰前法國出版界繁榮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銷量便達到3萬冊，第二周增至11萬冊（總銷量），第三周才終于減緩下來，總銷量剛剛突破15萬冊，《狗官》的同期銷量是7萬冊。

從沒有哪個遠東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國圖書市場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績，《神女》甚至在法國帶起一股“東方熱”。

連帶著周赫煊的學術專著《大國崛起》、《槍炮、細菌與鋼鐵》、《菊與刀》，都隨之熱賣。特別是前兩本史學著作，因為順應了此時法國史學界對“新史學”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時代的學術觀點和方法，受到法國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的巨大關注。

正好費弗爾和布洛赫的《經濟社會史年鑒》雜志創刊，許多力圖推翻“新史學”的學者，紛紛加入學術大討論中，這本雜志瞬間成為法國史學革命的陣地。

怎么說呢，就相當于中國五四時代的《新青年》，這本《年鑒》雜志成為了史學革命的旗幟。

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國史學革命的旗手，沒辦法，他那兩本書太超前了。別人還在號召摸索新的史學研究方向，他直接扔出兩本現代史學巨著。

這就好像科學家在研究模擬信號的移動電話，周赫煊直接生產出智能手機，沒法不讓人感到震撼。

呂西安·費弗爾在《年鑒》雜志中直：“《大國崛起》和《槍炮、細菌與鋼鐵》，無疑引領著世界史學研究潮流，如同茫茫大海當中的燈塔，引導著世界史學界的前進方向。周赫煊先生，無疑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開創性。”

嗯，周赫煊這個“現代史學開派祖師”是當定了。

由于周赫煊的幾部作品，同時在法國文學界、史學界、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引起轟動，瞬間成為最耀眼的學者明星。

法國的各種報刊雜志，紛紛加入對周赫煊的大討論中，稱周赫煊為“繼泰戈爾、辜鴻銘之后，東方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而這種響亮的名氣，正在以法國為中心，向整個歐洲飛快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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