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王立兩頭摸黑地上別人門做工作，自己的家只能拋在腦后。晚上回到家里，妻子當然早就慪了一肚子氣，責怪丈夫不顧家，錢沒有掙回來，人也看不到。面對妻子的委屈，王立更覺委屈。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經達到極限，最后不得已，跟妻子離了婚。

“那現在王立還在做拆遷工作？”

曾省長對這樣的干部還是要多一分關心。

可居委會主任搖頭道：“他已經死了。”

“多大年紀，怎么死的？”

曾省長是沉重的深問下去。

“三十五六歲吧。”

據居委會的干部講，王立為了做通一個拆遷戶的工作，先是想盡辦法，沒有成功。后來掌握了戶主酗酒成性的心理，特地上門請他喝酒。拆遷戶很高興，端了酒杯對王立說：“如果你今天喝贏了我，拆遷補償條件就按你的算；如果喝不贏，那就按我說的條件辦。”

王立見他表態豪爽干脆，當即答應說，“行”。當時他正在吃胃藥，身體不舒服，只能忍痛端起酒杯，一口氣喝干了近三兩白酒，然后進入了下一輪的比拼當中，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這個拆遷戶主的工作，王立很高興，可翻江倒海地嘔吐過后，很快神志不清，同事把他送進醫院急救，又洗腸胃又輸液，最后還是沒能挽救他的生命。

曾省長聽得沉默不語。

相比老關講述的野蠻拆遷，這北街的拆遷算什么？

人性化到了這種地步，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為“條件”之前提了？

“在拆遷中，你們這些基層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頭吧？”

“誰說不是？”居委會主任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在拆遷工作中，與拆遷指揮部工作人員沾親帶故的拆遷戶都是被‘盯著’的對象。”

一路調查回來，曾家輝有些默然。強拆，沉重！可和諧拆遷，又會存在那么多的困難，還講什么效能？依法強拆，更是拆遷征地不能回避的一個話題。

沒有哪一個官員愿意強拆，強拆只是迫不得已。曾家輝覺得政府不愿強拆的難處：一是不希望與群眾對立。拆遷戶不愿簽約主要是為了多爭補償款，如果走到強拆這一步，拆遷戶會覺得臉面已被撕破，有的就會選擇干脆孤注一擲，不管不顧地和政府激烈對抗。多一個強拆戶，政府就少一份社會穩定，多一份社會責任。所以，在敏感時期，有的地方政府還會動員拆遷干部去找拆遷戶打牌喝酒，甚至安排干部陪拆遷戶遠游等活動。因為一旦拆遷戶越級上f，維穩成本更大。二是擔心出現極端事件。哪怕拆遷工作做得再好，補償價格再高，安置再到位，強拆組織得再嚴密，只要因為出了傷亡事故，一般都會定性為惡性事件。負責做拆遷工作的人員就要受處分，甚至丟官。這對于干部個人來說，一旦實行強拆，后患無窮。三是害怕媒體借機炒作。強拆一旦出現極端事件，媒體追求新聞的轟動效應，記者可能會迎合少數群眾仇官仇富的心理，不是客觀公正，而是偏聽偏信，將小事化大。如果報道信息把握不準，所發報道以偏概全，造成負面影響。四是行政成本和風險高。強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法院要收執行費，動用的工作人員也多，公安、消防、城管、衛生等多個部門的工作人員要配合強拆行動。公權力用得太多太濫，老百姓也不滿意。五是后續維穩工作難。順利強拆能促進戶主踴躍簽約，從整體上推進拆遷工作。反之，可能引發強拆戶頻繁上訪，留下長久的隱患。強拆之后，戶主遺留下的問題更多，協調解決問題的難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