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看怎么論，說得好聽，可以叫“補注”，可要是說得不好聽，那就是指出師門的錯誤，甚至有倒打山門，欺師滅祖的嫌疑。

        “這個問題不大，師爺爺還非常鼓勵我引入新的研究工具進行訓詁，說利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增補傳統訓詁學，必然會成為將來的一個大方向。”周至說道：“而且的確已經能夠看到效果了。”

        “要說問題也不是沒有，那就是我們這一門的老問題，師爺爺對曾師祖的遺稿是否出版更加謹慎了。”

        “嗯……”老爸之前就聽周至說過，辜氏一門，甚至在辜氏之前，這一門“捂學問”的功夫就已經登峰造極了，總覺得自己的方向不夠準確，論據不夠充分，方法論不夠完美，總之研究孜孜不倦，發表敬謝不敏。

        換到今天特別流行的一句話，就是“關于這個問題嘛，咱們再研究研究。”

        “要說你們這一門可也真是奇怪哈？”老媽現在不擔心周至的學習了，卻覺得周至這一門的風氣真是有點神經：“怎么養出來的這毛病啊？”

        “我也不知道，估計……是和文字獄有關系吧。”

        古代有小學、大學之分。大學以詩書禮樂為學習內容，而小學則以文字訓詁為教授內容，故而小學，后來也成為文字學的別稱。

        而大學，老早就講得很清楚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所以“大學之道”，早就把古代知識分子學習的終極目的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是修齊治平。

        可是在封建專制開始對他們實施鉗制之后，他們就只得“三緘其口”，放棄政治追求，轉而用“小學之道”消磨人生了。

        所以越是專制鉗制得厲害的時期，小學之道就越是流行，成為士大夫們排解政治苦悶和寂寞，實現人生價值的“好玩具”了。

        即便是如此，風險依舊存在，甚至很大。

        因為從中國第一本詩論《毛詩詁訓傳》開始，就基于儒家的視角，以政教為核心，特別強調詩的社會作用，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要求詩歌必須具有一種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要求“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無論是創作還是詮釋他人的創作，都總是要從這方面搞事情。

        而在統治階級眼中，這就是犯賤，既然我控制不了喇叭，那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直接拔電源。

        乾嘉學派本身就是在最殘酷的學術時代里，由最擅長明哲保身的一幫子發展出來的，所以他們的學風是什么樣子，就可想而知了。(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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