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蒙只在劍橋呆了三個月，他沒有開告別宴會，連期末考試都沒有到場，只是最后一堂課的時候在黑板上留了一道數學題。

他微笑著對禮堂下面黑壓壓的一片人頭說，搖搖夾在指間的粉筆：“你們有兩個選擇——通過我的期末考試，或者在考試前把這道題解出來，打電話告訴我。”

安得蒙出的試題難得要死，導致大部分人都沒有及格。成績表貼在圖書館外公告欄里的時候，我擠進人群，發現自己在不及格名單的第一個。

我勒住埃德加的領子搖晃，不可能不可能，所有的題我都解出來了！

“或許你哪一步算錯了，”他只好停下畫筆，兩只手高高舉起：“你應該去找維森教授查查卷子。”

然而安得蒙已經去了普林頓莊園。他甚至考試當日就已經離開了，試卷是助教代發的。

助教是個靦腆羞澀的姑娘，個子只到我肩膀。她翻出我的試卷，又翻出安得蒙寄來的成績表，皺起眉頭：“艾倫.卡斯特是嗎？你的課堂表現成績是零分。”

安得蒙定的規矩是考試成績和出勤率各占半分之五十。我覺得很委屈：“我記得我上過幾堂課的，怎么會是零分？是不是哪里弄錯了？”

她遺憾的收起卷子：“維森教授說成績不能改。”

埃德加拍我肩膀：“你被報復了。你對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沒有做，我只是親了他一下而已……

叔父很在意學校寄給他的成績表，上面的數字直接關系到我的生活津貼。于是只剩下路只有一條。

“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了，”我悲慘的看著埃德加：“如果一科不及格，下個月我連干面包都沒得啃。”

我不想去敲林頓的門，但是我別無選擇。

他住在一所青年學生公寓的頂樓。門虛掩著，推開后里面空空蕩蕩沒有人。窗口開著，臨窗擺了一張漆成淺藍色的桌子，油漆有點掉皮了。桌上散亂堆著紙張，推門的瞬間突然因為空氣流通而飛了起來。我抓了一張在手里，上面潦草的寫著一堆數字和公式。

鋼筆放在紙上，墨水瓶蓋子開著。我踢踢床板，從下面拖出一個人，絕望的說：“林頓，我們必需要聯手了。”

床底下的青年比我更絕望。他的胡子一個星期沒有刮過了，頭發亂得像草。他向房東要了熏肉和咖啡，一口氣吃完扶扶眼鏡緩過氣來：“艾倫，解不出來。”

林頓和我是中學校友，我們錄取通知書是同一天寄到的。他成績總是全校第一名，就數學上來說是天才，曾經獨立論證過某知名定理。他的樂趣之一就是頂著草一樣的頭發蹲在操場邊看別人玩橄欖球，根據投擲角度和力度計算球能不能進球門。

有天我恰好路過，聽見他喊：“能進！”

我說：“要歪。”

球果然偏了。林頓問我為什么，按照他的算法明明能進球。

“因為有風啊。”我懶洋洋回答。

此后我們就是仇敵。他的總成績全校第一，我只有數學成績能拿第一。可是直到畢業前，他的數學始終沒有超過我。

這次考試我不及格是因為安得蒙蓄意報復，林頓不及格那是因為他真的缺課太多了。遇到解不出的數學題，我通常會蹲在圖書館門口看來來往往的女生，等靈感主動光顧。他的做法比較極端——鉆進床底下，用拉下床單把光線全部遮住，在完全的黑暗中思考問題。找不到答案不會從床底下出來。

如果問題很難，他會在床下呆一整天，誰的課都不去上、

“這次你在床下呆了多久？”我問。

林頓撕了一片面包：“不記得了，好像是周二進去的。”

三天了……我想。

“就是維森教授寫在黑板上的那道題，”他聳聳肩，轉頭盯著我的臉：“涉及到華林問題。艾倫，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想要告訴你，那道題憑我們根本不可能解得出來。”

我知道安得蒙往黑板上寫了一道題，兩行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華倫問題。

這是1770年e.華倫提出的關于正整數平方的推測，近兩百年來沒有人能夠論證它。

我坐在圖書館里深深的絕望了。我翻遍了所有和華倫定理有關的書，毫無頭緒。埃德加來慰問我，勸我放棄算了，下個月他借我生活費。

我笑話他：“你哪來的錢啊？賣畫嗎？”

結果他認真的點頭：“我至少還可以賣畫，你什么錢都賺不了，還把身體搞糟糕了，不如跟我回去。世界級數學難題不會隨隨便便讓大學二年級學生論證出來的。”

“你的樣子糟糕死了，再這樣下去都不能幫我當模特了——我可不想整天畫骷髏。”他說。

我在圖書館坐了兩周了，稿紙疊起來半英尺高。不知道是不是手誤，安得蒙給的條件演算下去和經典華倫定理有微妙的區別，導致算到最后有個關鍵性的數字缺失了。

缺失的是個六位數，我一籌莫展。

我想給林頓打個電話聽聽他的意見（他的青年公寓裝了一部），就去了公共電話亭。我滿腦子都是那六個數字，鬼使神差就當電話號碼按進去了。

片刻，電話那頭傳來甜美柔和的女聲：“您好，這里是普林頓莊園。”

我拿著聽筒僵直的站在電話亭里，聽見對方問：“請問您找誰？”

“維森教授。”我說。

“這里沒有維森教授。”女接線員顯得有些迷惑：“這是加西亞顧問的直線。”